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环境与公共服务双重压力，而全面制度创新更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主持人：栓喜，你好。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做有关深化改革与公共服务方面的课题。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影响经济基本面的大事，不仅据此可以探究下一步的发展路径，而且也对投资界的战略选择有直接影响。现在，就你的观察而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方栓喜：你问了一个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问题。这么说把，现在我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然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谈何容易。现在中国正面临着资源环境与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双重压力。面对这两大压力，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握两大原则：
一是经济增长要在资源与环境可承受的条件下进行。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会削弱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将不断加大经济社会风险。为此，我们应当防止的是:不能以GDP的快速增长掩盖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以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掩盖经济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此外，也不能以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成绩掩盖某些地方政府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的缺位。
二是经济增长要在广大社会成员基本公共需求满足程度的条件与约束下进行。中国社会现在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那种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路子很难走远。这是因为，能否逐步满足全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当前，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已使我国的改革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出发点已由增加经济总量转变为提高经济质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此，要将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到资源要素领域、国有垄断行业，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动力。
第二，建设和谐社会既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为此，应当尽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
第三，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社会体制改革，都依赖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而政府转型又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此，要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全面制度创新提供有力的保障。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需要在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主持人：照你的看法，现阶段，要缓解资源环境与公共服务的双重压力，需要做哪些努力？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方栓喜：历史地看，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化，这种方式的积极作用在减少，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几年经济过热、土地失控、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从目前情况看，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运行机制，已经是弊大于利、非改不可。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显然已经成为新的历史阶段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任务。
具体来讲，“十一五”时期应当尽快在市场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
第一，要推进资源要素价格等相关改革。逐步放开水、电、天然气、成品油、各类矿产品的行政控制，建立市场主导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价格能够反映稀缺程度，能够有效地引导企业节约资源。
第二，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注重利用市场机制，形成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制度安排。通过改革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广泛地运用税收、收费、押金等方式，将环境成本转化为企业成本，使环境保护成为企业生产经营必须考虑的硬约束。
第三，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落实企业投资的主体地位。只有当企业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才能够真正对市场信号做出理性和敏感的反应，才能够按照真实的成本收益决策。因此，要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将政府投资严格限定在公共领域，并尽快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第四，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当前，应当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以反行政垄断为重点，严格限定国有垄断经营的范围，降低门槛，引入竞争。应当看到，行业的重要性并非垄断的理由。垄断行业改革重在打破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五，加快推进产权改革。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重要前提。随着物权法的实施，需要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在解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的同时，将产权制度改革拓展到资源要素产权、环境产权、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
把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阶段社会政策的重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主持人：前面你谈的几个方面，主要是市场领域里深化改革的问题。那么在公共服务领域又该作哪些努力？
方栓喜：我想，一个是要把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阶段社会政策的重点。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已经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考虑到财政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的双重约束，应当把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阶段社会政策的重点。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还可以在增加人力资本、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讲，有这样3个重点值得一提。
第一，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政策的重点。农村改革发展走到今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可以提高农民工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水平。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重点，解决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可以使农村的人口数量压力尽快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二，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统筹区域发展政策的重点。从2006年我院对西北三省调研的情况看，由于各种自然条件的局限，西部地区要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东南沿海地区，并不现实。问题在于，“因受教育程度低致贫”和“因病返贫”在西部农村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成为制约西部农民脱贫的直接因素。因此，缩小区域差距，重要的是缩小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过大差距。
第三，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再分配政策的重点。这些年，基本公共服务的个人承担费用上涨太快，大大超过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困难群体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可以直接缓解并缩小贫富差距，还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增加其在初次分配中收入的份额。
还有一个，是要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民生问题逐渐凸显，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因此，从现实出发，应当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尽快落实。这样不仅可以为实现公平正义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还可以加快建立起“社会安全网”，为推进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就当前来说，应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十一五”时期，应当把社会政策的目标和重点设定在社会底层，高度重视并优先解决农村居民和城市困难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一是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尽快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就业服务体系；二是要通过对医疗制度的重新设计，使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三是把义务教育纳入到财政保障范畴内，尽快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四是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努力将所有的社会成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应继续加大力度，从制度上切实解决关系到群众生命的生产、卫生、食品等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六是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缓解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
同时，要建立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积极作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的问题，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市场、民间组织三者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职责边界没有得到清楚地界定。由此，三者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合理分工、有效互补的格局并未形成，这使得公共资源配置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某些由政府直接承办的事业单位缺乏应有的公益性，而许多公益性的民间组织却很难得到应有的政策支持。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应当把主要财力和政策支持集中地用在基本公共服务上，以保持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许多公共服务由民间组织供给常常效率更高，但政府需要根据其公益性的大小确定对其支持的相应力度。政府还应将自身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与监管者的角色区分开来，以增强公共服务监管的有效性。
因此，按照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各自作用的范围，统筹设计政府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民间组织发展相关改革，已成为我国构建公共服务体制的重大任务。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主持人：在深化改革及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政府该有哪些作为？
方栓喜：我觉得，首先要大大地强化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政府能够全面履行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从市场化改革的现实需求看，政府应尽快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领域中抽出身来，主要通过提供良好的经济性公共服务，创造优化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
要重点强化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如，切实加强国家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职能、能源战略职能、对外经济战略职能等。同时，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实现政府调控的重点由微观经济主体向宏观经济转变、监管的主要手段由行政干预向政策工具转变，使政府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适应市场化的要求。
其次，要着力完善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从当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看，在多种所有制的微观经济主体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政府不应当继续把公共资源主要投入在竞争性领域的经济建设上，而应当切实承担起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
改革实践表明，只有当政府能够确保自身的公共性，能够对社会性公共服务负最终责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调动市场和民间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力量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相反，在政府职责缺位的情况下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还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要调整和改革中央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干部考核机制。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都受制于现行“以经济总量为基础”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干部考核机制。
一方面，在现行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地区经济总量，热衷于投资建设。由此，不时地投资反弹并引发经济波动的风险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在现行的干部体制下，GDP政绩仍是官员升迁的重要条件，这不能不使行政权力与具体的经济活动捆绑的太紧、纠缠的太深，并由此产生各种扭曲的经济行为，以及某些体制性机制性腐败问题。
为此，应当尽快实现中央地方关系由“以经济总量为基础”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转变，严格规定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并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要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新阶段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制度创新。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严格规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社会体制改革要求严格规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由此，把政府改革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而政府改革如果仅仅局限在行政管理体制的框架内，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启动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确保政府改革能够有效地推进下去。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总体设计、统筹安排和有序进行。 |
